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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谕此前在北洋时见过徐世昌，不过没有说过话。

    现在徐世昌在北洋几乎是袁世凯之下的二号人物，袁世凯相当器重他，当做北洋诸葛亮看待。

    李谕抱拳道：“见过菊人老师！”

    这是北洋军中很多将领对他的称呼。

    徐世昌说：“院士先生贵为帝师，叫我老师，我可担待不起。”

    他的意思是不能当皇帝的师祖。

    徐世昌现在是商部左丞，唐文治是商部右丞，也就是四号人物和五号人物，位列载振、伍廷芳和陈璧之下。

    不过徐世昌从此开始就在官场坐起了云霄飞车，一路狂飙突进。

    唐文治说：“菊人老师听闻阁下在东北地区坐过数次火车，想必对东北有所见闻，想要了解一二。”

    徐世昌说：“本人深感东北之危，不可不防。沙俄兴修铁路之目的，我心中明白，如此广袤土地，若再被外人占领，将是国之大耻！”

    徐世昌在清廷任职时最重要的贡献应该就是此后担任东三省总督时对东北的重视和经营。

    李谕说：“左丞说得极是。但我观东北之势，并非不可为，人口在不断增加。”

    徐世昌叹了口气：“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

    徐世昌嘴上不便明说，但李谕很清楚，他话中指的是禁关令和如今关内动荡的局势。

    可以很直白地说，清廷之所以丧失如此广袤的土地，与禁关令关系极大。

    因为清廷损失最多的，就是沙俄割去的东北土地。而如果没有禁关令，沙俄不会拿得这么轻巧。

    所以禁关令绝对称得上清廷最大的弊政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