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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果然不出所料，申克对救人不感兴趣，他只是问：假如不做手术，法比安还能活多久？我回答：说不好，也许一星期吧。‘那就这样，尽量让他活得长一点。’这是申克的原话。”

    恩斯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把两条腿放了下来。现在，他身子向前倾，双肘支在大腿上，双手捧着头，香烟夹在右手的指根处燃烧着，袅袅地冒着青烟。我知道：这种姿态和表情，在他是少有的，只有在极其痛苦的时候，才会这样。

    然后，恩斯特开始吸烟，低着头，拼命地，一口接一口地吸烟，直到手指没法捏了，才把烟头在烟碟里掐灭，再点上一支。

    我想催他讲下去，可又开不了口。还好，他没有再专注着吸烟，抬起了头。

    虽然没有哭，但是眼睛、鼻子都已经红了。“马蒂，我是个医生，我应当是治病救人的，不管他是谁。可是现在，我们被告知，谁该救，谁不该救……好吧，作为军人，我恪守誓言，我服从命令，我至少可以让他们走得不那么痛苦。但是那次，我被迫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无辜的孩子，一天天地衰弱，一天天地腐烂，看着他在痛苦中死去，同时我还帮着申克一起去欺骗中国人。我跟中国人说，法比安没事，过几天就会好的。我让中国人放心，我会照顾法比安的。然后……然后……然后申克就带中国人走了。”

    “你为什么……”我叫了一声就说不下去了。我本来想质问恩斯特的，但那有什么意义呢？同样的问题，我也曾经每天都问自己，问到头脑发麻，问到自我厌倦，终是毫无结果。我们曾经是有良知，有信仰，有原则的人，是什么逼迫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