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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也有好处的事，经过双方商量也可以做。”

    同杨惠娟相处多日，李哲原早已习惯了使用各自针锋相对的话语系统进行交流。这种交流的特点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谈不拢给予批驳，谈得拢则保持沉默。谈拢的当然是话语系统包装下的实质性事务，而非话语系统本身所代表的政治立场，如果公开赞同旁人岂不是要误认为是丧失政治立场。所以此时李哲原的沉默以对，内涵正是代表他认同杨惠娟这两条原则。

    然而，杨惠娟的用意只是引入话题，所以她并没有注意李哲原的反映，接着讲道：“同志们，我们个人的事业将随着最宝贵的生命献出而结束，但这在之前如果还有可能为党做最后一点工作，是不是应该努力争取呢？”

    “应该。”“九美”的同声回答令李哲原对杨惠娟的号召力有了感性认识。

    “敌人已经答应，将法庭审判我们的全过程向全国直播，这意味着我们有机会化法庭为战场，在那里向人民宣传革命真理和党的主张。但要付出的代价是，我们须将这几年来惩办贪官污吏的详细过程，公之于众。这其中有利有弊，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然后按每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最后作出集体决定。”

    “既然我们全体被捕，公开惩贪已不会对党产生危害，以此换取在法庭上最后斗争的机会，十分值得。我赞成。”高瑾一贯最能领会杨惠娟的意图，此刻又是她第一个把杨惠娟想说但让别人说更有说服力的话讲了出来。不过高瑾也留了一手，聪明的她知道杨惠娟的深意在于，将女子惩贪团的经验教训转达回党组织。但为防止敌人醒悟后变卦，她没有说破这层意思。

    叶琼璋、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