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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重视有应用意义或者拓展意义的实验物理学，这种现实主义取向的审美很难青睐纯理论形式的突破。否则早在1930年，海森堡、玻恩、薛定谔等人就应该拿到诺奖了。

    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负责人奥森相当不喜欢也不太懂量子力学，1930年选择了拉曼效应作为当年奖励对象。

    时间来到1931年，历史上这一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没有颁发。原因嘛，一方面是奥森依旧坚持不发给量子力学领域，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危机下，资金确实出现了紧张，于是奥森决定不发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谕的信刚好给他解决了这两大难题：如今中子和反电子相继发现，立即发奖不太合适，最少等上几年，更多实验室完成验证才行，在此之前颁给质子的发现者就很完美；而且李谕愿意给钱正好，信中的措辞是“拆借”，以后要还的，反正基金会将来缓过劲来就不缺钱，有人愿意临时解困他们乐意看到。

    所以，在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后，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委会便决定了1931年奖项颁发给何育杰。

    按道理也应该加上李谕，但李谕不缺荣誉，让何育杰自己获奖，更有造神的效果。

    得到消息后，李谕、吴有训、王淦昌一起陪同何育杰前往瑞典。

    几人在九月份就出发了，途中要在美国再进行一轮巡讲，顺便接上美国的赵忠尧。——这个豪华的中国队很有威慑力。

    船只停靠横滨港时，日本物理学界在长冈半太郎的带领下盛邀一行人上岸演讲。但众人相当反感，因为现在中日关系太紧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已经迫在眉睫。